世界杯就像一块烧得通红的烙铁，只要一靠近它，它就会在你心中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世界杯是一种观赏，更是一种参与其中的体验，就像恋爱，那种亲历其中的感觉是任何别人的描述和文字都无法替代的。这种体验也许就是看着马拉多纳连过五人后的瞠目结舌，也许就是看着巴乔射飞点球后流下的一滴泪……
2006年夏天，世界足球32强在德国捉对厮杀的时候，中国国内媒体也在另一个舞台上进行着一场你死我活的争夺，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眼球”世界杯。电视媒体依然是央视“笑傲江湖”,派出500余人的强大报道阵容；网络媒体刺刀见红；报纸媒体“诸侯割据”,天津日报派出特别报道小组,他们争夺的目标是：眼球！眼球！！眼球！！！
在本届世界杯决赛终场哨声吹响之前，透过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天津日报等新闻媒体当年亲历或活跃在世界杯采访第一线年后中国媒体对世界杯报道的历史构成，重温历史岁月，感悟蹉跎人生。
如果用“里程碑”来比喻，中国人首次通过电视画面接触到世界杯的时间段，应是1978年6月25日夜晚11点，因为这一晚央视转播了两场比赛———阿根廷第11届世界杯的三四名和冠亚军决赛。而让中国人首次领略世界最高水平足球比赛的电视解说员，就是中央电视台体育部评论员宋世雄。
“这次转播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卫星线路上行线和下行线问题，信号要从阿根廷跨越太平洋从地面传输到空中，再从空中转到地面；另外一个就是报道权问题。”作为中国最早解说世界杯的电视解说员，宋世雄独具魅力的声音通过电话线传过来，依然清晰、敏捷。
“这届世界杯冠亚军决战双方是阿根廷队与荷兰队，阿根廷队的10号球衣拥有者前锋肯佩斯是阿根廷夺冠的关键人物，他以6个进球获得本届杯赛的最佳射手奖。令人惋惜的是，荷兰队天皇巨星克鲁伊夫因为与教练、队友不和，此次拒绝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荷兰队缺少了灵魂人物，减色不少。但是荷兰队在伦森布鲁克的率领下，以小组第一的身份进入最后决赛。值得欣慰的是，荷兰的伦森布鲁克射进了世界杯史上第1000个入球。”
回忆起二十八年前自己解说的这两场世界杯赛，宋世雄语气充满激越，“当时是半夜连续搞了两场播出，影响很大，这次转播不单单是中国内地首次电视报道世界杯，也是首次对国际体育比赛的电视报道。”
为了这次报道，宋世雄说他们前期准备足足进行了一个月。“对每个参赛队的每个队员的情况都要做了解，比如位置、名单、照片，具体到运动员的姓名、号码、比赛场次等，作为当天转播时的资料储备。我们1978年那两场转播，资料来源非常匮乏，主要是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现国际广播电台)拉美组、各大通讯社比如新华社、看外文报纸等渠道去获得资料，途径很有限。”
“1982年第12届世界杯的报道，中央电视台是通过亚广联与香港无线电视台等十几个亚洲国家联合购买报道权，共进行了22场比赛的转播，在这次报道中中央电视台还连续做了19个1小时的《集锦》，全程报道大概300多个小时。”
作为当时唯一一位世界杯解说员，宋世雄说，“我当时每天晚上9点就要到香港无线电视台录节目，直到次日清晨7点才能开始制作，制作完成后马上送到香港启德机场，交给最近一班民航客机空运到北京。
“第12届世界杯的报道，无论是比赛场次还是比赛时间都比第11届有很大突破，对中国观众了解世界杯，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第13届世界杯，是1986年，52场比赛都进行了转播，这次转播的评论员是两人，我和孙正平。”
“这一届世界杯是在意大利举行，央视首次派记者和评论员去罗马，52场比赛都进行了转播，但我们没有进入到比赛现场，而是在IBC(国际新闻中心)转播赛况。没有到现场的原因主要是三方面：第一因为比赛不是在一个城市，第二我们派去的人力有限，第三到现场报道花费也很大。我们这届世界杯共派遣的六个人分别是：两名评论员，是我和孙正平；两名编辑；一个工程技术人员；一个翻译。
“而1994年美国第15届世界杯，我们也是派了6个人的报道小组，也是在位于达拉斯的IBC转播了52场，也没有到比赛现场。
2006年，CCTV为本届世界杯派出超过500人的庞大报道阵容。这是央视世界杯历史上最庞大的报道阵容。总播出时间将达到1700小时，全程转播全部64场比赛。
宋世雄认为，这次报道，从一个侧面满足了广大球迷的需要；另外一点就是体现了整体经济实力。“这样的报道阵容是需要花很多钱的：报道权是一大笔钱；线路费也是一笔钱；制作费、评论员席位费、记者的花费等，集中起来数字相当可观；第三是反映了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变化和人才的成长。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到2002年退休，我从事播音工作四十多年，新人成长非常迅速，全国各地的省市级城市的电视播报队伍也在成长。现在的评论员与我们那时候相比：第一，专业化，不再像我们那时候什么体育项目都评论，现在专业划分很细，对历史的来龙去脉都很清楚。第二是信息现代化，现在可以通过很多渠道得到信息。第三是风格多样化，紧跟时代发展，很受观众欢迎。现在体育转播已经向前大大发展了，有的评论员甚至可以用英语表达，非常好，知识比我们丰富，风格也多样化，所以我期待着他们取得好的成绩。”
1982年新华社派记者观摩1986年首次赴墨西哥报道“新华社史上首次派记者到现场报道，是在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
1986年6月22日下午，墨西哥世界杯八进四阿根廷对英格兰，是马拉多纳成名的第一场比赛。“我们记者都坐在主席台上，马拉多纳‘手球’入门，记者席上全喊起来‘手球———手球’，但裁判判的是进球，记者事后报道———‘马拉多纳，上帝赐我之手’，而我见证了马拉多纳的这场成名赛。”
今年74岁的章挺权老人(新华社原体育部主任)回忆起二十年前亲历世界杯报道现场时的状况，情绪依然激昂。他说，“我1954年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进入新华社，那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内体育发展不是很快，新华社体育消息很少，国际体育比赛报道更少。”
“1986年世界杯时，我们对这项赛事不了解，再加经费问题，一开始社里并不想派记者到现场采访，但我跟分管体育的社长讲，‘对奥运会我们有了报道经验，但对足球却一点也不了解，应该去看看。’社长最终同意。”
章挺权告诉记者，他们报道这届世界杯是“两条腿走路”———国内派了2名记者到复兴门电报大楼观看电视现场转播，根据赛况写报道；另一路是派自己和分社另一名记者到墨西哥世界杯现场报道。
中国记者首次出现在世界杯报道现场，西方人对当时中国的好奇和防范，章挺权深有体会。“墨西哥组委会对中国记者很重视，我发现不管走到哪儿，总是在后面远远地跟着一男一女。有一天比赛快结束了，组委会就组织记者们去参观海洋动物园，分社社长也去了，我发现这两个人又坐在我后面，一次在分社社长办公桌玻璃板下的照片里看到这两人的身影，我问他这两人是他的朋友吗，他说根本不认识，基本可以肯定是墨西哥派的安全人员。”
新华社首次派记者报道世界杯，“我们很没有经验，我把新闻稿写好后把稿件放在新闻中心，让驻扎在那里的电讯部门发，但下午来看，自己上午写的稿还没发出去，等稿发回北京时已经很晚了。大型的国际比赛大通讯社都有自己组织的班子：通讯部门、记者编辑、发稿中心。而抢新闻我们才2个人，足球比赛在十几个场地，一个人没有分身术。这次报道暴露了我们的效率问题，回来后向社里汇报，世界杯报道要有与报道奥运会一样的规模。”
阿维兰热曾大胆预测2002中国将举办世界杯1986年世界杯期间，章挺权说天天去新闻中心，住在分社宿舍，与技术顾问陈成达(中国第一批足球队员，国际足联委员)住在一起。“有一天一个分社记者打来电话，说‘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在新闻发布会上很肯定地说，2002年中国将举办世界杯’，问我有这回事吗，我急忙问陈成达国际足联是否讨论过这个问题，陈说没有，中国连场地都没有怎么可能申办？他建议‘你不如用记者的身份去采访阿维兰热’。”
通过陈的联系，第三天早餐时阿维兰热接受了章挺权的采访。“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我今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受新华社记者的采访。’很友好。
“阿维兰热：中国将申办2000年奥运会，既然奥运会都能申办成功，世界杯的举办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阿维兰热这样预测有一个大背景，1984年奥运会中国第一次参加就取得了16块金牌，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一下子通过体育被很快拉近，奥运会上中国人的表现让世界人民对中国充满好奇，在那个不开放的年代，体育比赛成了老外了解中国的最佳途径。所以无论是体育界还是新闻界中国申奥呼声很大。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2000年申奥好像‘定下来了’。而举办世界杯有五个条件：一、至少有10到12个城市有现代化足球比赛场地，阿维兰热认为到2002年中国应该已经具备这个条件；二、通讯设施现代化；三、每个城市都要有五星级医院；四、有五星级酒店；五、城际交通很现代化，方便球员、球迷的往来。根据这些条件的判断，阿维兰热认为中国在2002年举办世界杯是板上钉钉的事，但遗憾的是，奥运会虽然比预测晚了八年到底申办成功了，世界杯的举办却可能遥遥无期。”
今年52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体育部播音员杨青告诉记者，在他的记忆中直到1970年以后，才有部分中国人开始关心世界杯，而且也仅限于足球圈内人士，“比如国家队的教练，在那些年会被送到保加利亚、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去训练。在此之前关于世界杯的报道也仅仅是在报纸上登一小段消息。信息来源主要是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媒体，而那时候老百姓家里几乎没有自己订报纸的。”
1978年，24岁的杨青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直接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体育部，而这一年正好是中央电视台首次转播世界杯。杨青作为一名实习生，被安排到中央电视台演播室观摩这次转播。
“我记得非常清楚，‘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向您播报……’宋世雄老师的解说开场白就是这样，我记得大概是北京时间晚上十一二点转播，在中央电视台旁听宋世雄老师解说阿根廷队与荷兰队的决赛。
“虽然旁听很过瘾，但我对世界杯没有任何概念，对世界足球的了解几乎等于一张白纸，我甚至不知道巴西队的球王贝利的名字早在1970年就如雷贯耳。”杨青说，“从1978年到1986年，三届世界杯的转播都是在演播室摆一台电视机、两只话筒。电视能接收到的是国际信号，也叫国际声，这种信号是各国都能用的，没有任何解说，只有比赛现场杂音，比如裁判的哨响、球迷的欢呼等；两只话筒，一只是解说员用，另一只是技术顾问用，技术顾问也叫转播顾问，是由当时国内资深足球人士担任，我记得1978年那次转播请到的技术顾问是国家体育委员会足球处的唐凤祥。”
杨青回忆，1986年以前老百姓家很少有彩色电视机，有的也大多是9英寸、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体育节目内容很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最长的一个体育栏目是1955年开播的《体育新闻》，后来改名《体育节目》，现在叫《体育直播间》，每天播报时间固定在早上6：05到6：10，中午11：45到12：00，晚上21：45到22：00，“世界杯外围赛和预选赛都只会编成几分钟的消息，只有到半决赛、决赛的时候才会实况转播。”
杨青从1978年开始接触足球到2006年世界杯，他认为这十八年里最大的变化是“足球越来越平民化、大众化，网络博客、手机互动等等互动环节越来越频繁。过去是电视播什么我们看什么，广播怎么说我们怎么听，现在各种思维可以深入到球迷的每一个毛细血管”。
“仅从技术层面讲，每一届世界杯都大同小异，但现在已经远远超出足球本身，内涵更丰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1978年中国人最关心世界杯的还局限于足球圈内人士，现在足球已经超出行业本身，‘体育搭台经济唱戏’，世界杯几乎可以涉及旅游、建筑、服装、餐饮等各个行业。”
人们普遍认为，是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球迷，混沌初开伴随着世界杯成长。但白金贵告诉记者，他的世界杯情结要上溯到1957年第6届世界杯外围赛。“中国队第一场比赛对手是印尼队，5月12日在印尼雅加达0：2客场失利，当时我是通过《天津日报》了解到比赛情况的，记得这场比赛是在对开4版上发了两条近千字的消息。6月2日转战北京，这次我们是主场了。比赛现场是先农坛体育场，坐火车赶往北京，目睹了激动人心的一刻，双方打到80分钟时比分依然是3：3，离终场10分钟时，中国队第一射手张宏根一记妙传，左边锋快马王陆将球攻进对方球门，4：3中国队险胜印尼队，比赛结束后连夜搭车赶回天津，大半夜都没睡着，太激动了。”
白金贵说正是这场比赛“点燃了足球的激情”，也种下自己做体育记者的种子。“转天《天津日报》大字标题———“王陆一脚值千金”。从这以后，世界杯的情结，一等就等了二十五年，直到1982年，才真正享受到久违的世界杯盛宴。”
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中，中国队踢得摧枯拉朽、荡气回肠。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宋世雄带有革命色彩的煽情解说“祖国感谢你，人民感谢你”不知点燃了多少人的激情———中国对科威特3：0，10号球衣拥有者容志行用头敲开了胜利之门。
“当时天津日报全报社仅有两台18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一台被放在小食堂，单身职工和其他人可以在那里看，另一台放在4楼小礼堂，编辑部可以在这里看外围赛。当时亚洲外围赛都是在亚洲国家踢，没什么时差，中国队与沙特队的比赛是在新加坡踢的。我作为体育记者，怎么报道好，很是挖空心思，想了一个另辟蹊径的办法———天津运动员左树声当红，到左树声家观看外围赛！他们家有一台大彩电，亲戚、朋友、邻居等都来了，把20平方米的屋子挤得满满的。这场比赛天津籍运动员除左树声外还有陈金刚，两人都没有首发出场，但比赛0：2落后时，津门二虎同时被换上场，两人一登场，局面开始大逆转，二人不负众望各得一分，比分迅速扳成2：2，中国队其他队员又连进两球，4：2反败为胜。”
为这场扣人心弦的比赛，白金贵写了一篇特写：《左树声家里的足球热》，当年被评为全国体育好新闻一等奖，评语是———“独具匠心，另辟蹊径”。
